核心阅读：钱江晚报自2005年1月中旬开始运作人文版的“和谐的文化力量·探寻浙江当代精神”、“寻找民间优秀的人文因子”等报道。在探寻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媒体在参与这类讨论中，不仅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这样才能使纸上的讨论进入老百姓的内心。

　　媒体上常有关于理论的探讨，对于都市类媒体而言，这样的探讨在表达方式上经常流之于概念化，而无法进入读者的内心。

　　比如，目前各地媒体开展的关于当地精神的理论报道，在操作方式上大都雷同，如关于“宁波精神”、“广东精神”、“上海人文精神”等等，不外乎两种话语表达方式：一是习惯从传统文本、传统地域性格、传统流派(如宁波帮、浙江学派等)中寻找美德，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这是考据派的方式；二是习惯从反驳某种论点开始切题，比如“广东有没有文化”、“上海有没有人文精神”，找一些相反的素材，进行辩解与论战，是辩论派的方式。

　　从这样的文字和长篇大论式的讨论中，往往看不到当下生活中，人们最关注的事件的影子。比如探讨“××精神”，我们看得到它所包含的最急迫的时代信息量吗？看得到它对当地生活的内省与反思吗？看得到它试图引领当下人社会价值观的欲望吗？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媒体而言，首先该自我设问：为什么要介入某场讨论？它与现实生活有怎样的关系？

　　比如，关于“浙江精神”的这场讨论，与当前浙江人的生活能发生怎样的关系，多大的关系？论讨中，除了涉及过往的传统美德，是不是也与发展过程中的趋向有关？

　　这也意味着，媒体在参与这类讨论中，不仅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这样才能使纸上的讨论进入老百姓的内心。

　　一、理论讨论的缘起应是现实处境的需要，而不是某种概念的需要。

　　钱江晚报2005年1月中旬开始运作人文版的“和谐的文化力量·探寻浙江当代精神”、“寻找民间优秀的人文因子”等报道，从时间上说，比省里的布置要超前。

　　这样的超前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基于近两年钱江晚报在人文报道领域，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精神生活方面所做的调查结果，自然引申出来的课题。

　　钱江晚报人文版从2004年2月推出“中国各群体精神生活调查”专栏，调查与报道范围包括：贫穷阶层、中产人群、工人阶级、民工、公务员、老年人、乡村少年、中学生、出租车司机、城中村村民等各个人群。至今年1月，由该栏目演化出“底层文化生态巡访”和“文化江南行”系列。在通过报道大量感性素材之后，我们发现转型期人群在创富欲望空前释放的同时，面对共同的精神建设问题：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被抛弃，而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观还没完全确立，存在集体焦虑、德道失范迹象，表现在个体上——即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发财的与没发财的，有钱的与没钱的，真正快乐的人很少。这不仅是浙江人群的问题，也是转型期中国各地所面对的精神领域中的共同建设课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许多优秀人文传承现象，虽被主流话语体系漠视，但还存在于民间。比如浙江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举办了20年的“乡村春晚”，比如嘉善“田歌”的劝赌功能，等等。它们在底层发挥着协调人心、传承村庄人文脉络的作用。

　　经济崛起过程中的精神建设问题，或者说在精神建设过程中，文化该担当怎样的作用，这都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切实的探讨欲望。

　　由此，我们推出“文化的和谐力量·探寻浙江当代文化精神”等系列报道。可以说，我们得出这样的理论报道创意来自于现实发展处境的需要和采访所思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切入点是具象的，实际的，而不是远离生活的清谈。

　　二、讨论“浙江精神”，除了从传统人文、地域性格中寻找美德之外，还需要有内省和反思的姿态。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粉饰，不是为了自恋，它得面对矛盾和今天人们在发展中的处境，包括困境。

　　这样的反思包括两个方面：1、“浙江精神”概念的用词本身；2、“浙江特征”的双重性格和价值。

　　对于“浙江精神”，我们曾作过这样的概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但这两年，我们为什么觉得它的内涵还显单薄？

　　首先是它的用语过于普泛。比如，广东人、上海人、江苏人等等，谁都可以用同样的词对自己进行概括。而事实上，从我们接触的浙江文化，包括近10年来浙江向中国当代文化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的那一部分——“浙商文化”，其内核和特征即使是在民间看来，也是个性鲜明的，而在上述的概括用语中，看不到这种区别，更看不到反省的姿态。

　　其次，这样的概括，其局限性还在于：它偏向于以经济的标准进行全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定性。这一点相比上一点是更主要的，这种偏狭性在今天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者所认识。

　　按理说，相比于别的文化精神形态，浙江经济文化和商业方式中的精神取向，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文化向中国当代文化贡献的最有特色的部分，其在文化中的独特性超过传统的浙江文学和艺术、戏曲等，但为什么我们在今天依然觉得单纯以偏向经济标准进行的“浙江精神”定义概括还不够完满？

　　这就关涉到我们的第二层反思：即“浙江特征”的双重性格和价值反思。

　　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将决定我们得出的结论。这也就是说，媒体在今天再度研究“浙江精神”的时候，不是说已经有一个先验的概念，就等着我们去宣传和向全国作推广了。比如某媒体的头版是这样起标题的——“浙江精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真实吗？

　　这是不真实的，是自恋式的叙述。因为你没有面对转型期真实的、在作着调整的社会价值观，没有面对发展中的双重侧面和许多潜伏着的矛盾语境。就像发展到今天，有许多人从“构建和谐社会”、“人的发展”、“人的幸福感”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我们原先设定的发展模型，由此呼唤发展心态在当下不该过于偏重某个向度，比如纯经济向度。同样，在今天，人们对于“浙江人”的日常印象、对“浙江特征”的民间评价，其实也是把浙江人放入全国各条创富链和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各种链条上，进行哪怕是感性的评价。

　　作为记者，这两年我们经常在外地采访，我们接触到的关于“浙江人”的外地反馈，其实近年来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羡慕富裕”、“羡慕脑子活络”，到今天的态度暧昧，比如温州炒房者遇到的信任危机，比如“学浙江学出矿难”的情绪化观点，比如关于“是不是回报社会，是不是富而无义”的质疑。

　　资源小省中的个体和团队，因为对资源的高度敏感，而以一种进取的方式率先攫取，这种进取有时候就是双刃剑，如果它不讲回报社会，它就可能影响到别的创富链上的生存和心态。这虽然是个体行为，或者说是一部分人的行为，但它中间埋藏着价值观。这样一种价值观在“构建和谐”的大语境下，需要一些校正，因为它可能覆盖许多领域。

　　媒体探寻“浙江当代精神”，需要面对当前的社会处境和当前主要的问题和需要，这样的切入方式才可能是有效的，而不是脱离当前素材，仅仅到传统美德、学派中寻找素材。

　　三、媒体讨论“浙江精神”，首先要有当代意识，要明确倡导一种怎样的社会价值观。其次，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引领当下的社会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主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因，而不是一时的，更不是过于趋利的。在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富有浙江文化独特性的，充满内省精神的，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浙江精神”。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成为塑造新社会价值观的首要理念依据，以此观照我们身边的点滴，重建浙江各地的地域性格和精神。比如，某些商人为了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惜以工人健康和低工资为代价，这样的“勤劳”、“进取”、“讲究实效”，就不符合“和谐”和“人的发展”的主旨；再比如，在萧山和绍兴等地的一些村子里，出了众多百万和千万富翁，但面对这样的富裕，人们的感觉却十分复杂，因为不少产业造成了环境的污染，水乡人不喝本地的水，不少人患上慢性疾病。为了富裕，人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更何况享受这种因为对自然的透支而富起来的人毕竟只是一小部分，而由更多的人在“买单”。所以，这种价值观在讲“和谐”和“可持性发展”的今天，有校正和建设的必迫性。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精神领域，我们平时总觉得它们高不可及，其实它们很实际。比如在一些村庄，许多村民平时无所事事，就参与赌博。所以说，单纯的经济向度无法涉及人的内心，无法解决人心的和谐与幸福感，因此倡导科学、健康、从容的社会价值观，并以此引领今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人群，这本身就与建设和谐社会有关，这也是建设和完善“浙江精神”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因此，媒体在明确倡导怎样的社会价值观的过程中，有一个当代意识的问题，有了这个当代意识，不仅有利于梳理当前纷繁的素材，而且即使在研讨有关浙江传统人文、地域性格时，也会有一个指向。比如以前说“浙江精神”，我们更多的注意力在于温州和台州的地域性格、精神，其实，浙江文化有着其色彩丰富的源头，浙江地域文化性格中即有温台地区的坚韧、敢闯、重利，也有嘉湖的儒雅、诚信、实在，还有金华东阳的吃苦、耕读传家、自强，以及绍宁地区的精明、机智、重视文化……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我们应该以当代意识，即和谐发展的价值标准，从浙江文化优质基因中综合最切合的各种因素，以此观照浙江新一代人群的精神走向，观照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不能仅仅用一种特征的优势，掩盖别的特征。

　　四、媒体介入理论研讨，不仅仅是反映书面上的学界争论，更应该走向民间，拥有大众情怀；不要低估民间、底层在精神建设方面的创造性。

　　钱江晚报人文版在推出“探寻浙江当代精神”过程中，走访浙江城乡，从一大堆感性的、五光十色的表象中，感受着一个时代在经济崛起过程中，精神建设的必迫性。并同时感悟，作为理论研究的主体，除了从传统、文化、地域性格传承中寻找有关“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有利因子之外，更应该把目光投向当下那些奔波于底层的芸芸生命，不要低估了大众在精神建设、社会价值调整中的创造力，和他们对生活的发现、调试能力。

　　这样的价值观建设，对于民间而言，它并不是凌空蹈虚的，它的生成其实是非常实在和实际的。比如，当宁波鄞州区明伦村村支书史松良向记者描述前些年干群关系紧张时期的“断指”场面，以及这些年他对权力的认识——“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透明”时，记者感到震撼的是，“基层民主”不是脑袋里一拍而出的理念，不是某种崇高的作派，它的生成过程经历了实实在在的痛，它的起点是实在，它的出现以及受推崇也是因为实用和有效。

　　同样，当绍兴杨讯桥孙家桥村千万富翁、百万富翁蜂拥而出之后，富裕了的他们面对清洁不再的河水、土地，无限感伤。由此，他们对于环境整治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有了深切的感知，他们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也在加速生成，2004年该村成为全国环境整治先进单位。这中间不是轻松的走向，而是经历了痛。

　　同样，当嘉善75岁的农民吴菊生站在田埂上，面对冬季的水乡，面对精神生活单调的村民，用苍凉的嗓子唱咏着田歌劝大家不要去赌博时，其神色会令每一位闻者动容。联想去年海宁大火中失去的众多生命，你目睹此刻陶庄墙上的标语“将文化工作作为村干部的考核指标”，你就会有共鸣。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和精神建设，不是凭空而生，它也来自于痛感，来自于成长中一切不和谐曾带给我们的考验。

　　同样，在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每年过年时节，在全国各地打工的村民像候鸟一样从外地飞回村庄过年。这时候，村里的一台自办了20年的春节晚会，像红线一样以感性具象直观的方式，告诉村里人关于土地、血脉、情感的记忆。过完年，村民虽又像候鸟一样飞向远方，但他们带上了对村庄文化血脉、精神传承、优良美德的依恋。

　　钱江晚报记者在做“探寻当代浙江精神”系列报道过程中，走访这样的城乡，这样角角落落中人的创造性，和人的自我调整阅历，以及人对幸福和谐最质朴最实在的诉求，其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廉价的榜样，不是为了将“和谐”庸俗化，而是通过考察它们的缘起，它们的阅历，和走向和谐过程中那些让人深思的“向上的痛”，感受“和谐、科学的社会价值观”相对于这个时代的迫切性。

　　对于媒体来说，在理论探讨的表达方式上，除了聆听学界观点外，更需要从感性的现实入手，强化现实的需要，才能吸引人去关注这样的讨论，才能使人觉得这样的讨论与自己的生活有关。我们在推出“探寻浙江当代精神·文化江南行”系列报道中，以大量上述的采访素材，说明精神和社会意识建设中“向上的痛”和民间对和谐发展的自我创造和对单向度经济标准的较正。所以说，虽是正面报道，但因为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真实，有力度，并且令人思考。

　　五、媒体介入理论研讨，不仅要关注结果，更要关注过程。

　　对媒体而言，传播是其最大的功能。关于媒体的理论研讨报道，其目标不该仅仅在乎于最后的研讨结果，比如，关于“浙江精神”的概括，最后具体落实到哪几个字，多少字。对媒体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研讨的过程，即如何把过程放大，使过程成为一次思想启蒙，有关于“和谐”，有关于“精神和德道建设”本身的思想启蒙。

　　钱江晚报推出“文化的和谐力量·探寻浙江当代精神”系列报道，也正是进行了这样的试探。我们开通热线、短信、征稿、现场派对等平台，并邀请读者和记者一同寻找民间优秀的文化因子，让浙江各地的人们参与到对“地域文化性格与浙江精神建设”的思考中来，在对文化的思考和讨论中，进行一次与精神建设有关的民间启蒙。

来源：  作者： 鲁强  编辑： 陈惠娟